社区：
美国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总统令，要求各联邦机构和军队必须购买回收纤维生产的纸张，以强化废品回收，加速回收利用业的发展。很快，美国提出了“掀起一次废物利用回收的效率革命”的口号，并开始着手实施“增设6.7万个路边拾荒站为90%的人口服务”的计划，其回收利用工厂即由9家增至35家，而世界上最大的废弃物处理公司—美国WASTE MANAGEMENT公司的年销售额也很快达到了最高峰——110亿美元。最难能可贵的是，美国把处理垃圾作为了一种规范的环保产业来运作。洛杉矶市场信息立法规定，向产生垃圾的个人和企业收取垃圾处理费，居民每户每月缴纳12美元，商业和企业单位按建筑面积每30平方米缴纳42美元。垃圾清扫运输公司通过中标获得该市范围内20万户居民约100万人、1.4万个商业用户的垃圾收集、运输经营权。由其向管辖范围内用户收取垃圾处理费。洛杉矶垃圾清扫运输公司在全美已获得几个地区的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经营权。其洛杉矶分公司目前有近500多职工，有320辆使用天然气的垃圾自动装卸车，每辆车25万美元，有各类垃圾桶75只，平均每只45美元，固定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该公司垃圾清洁工的年薪在4-5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博士的年收入，但每周需工作40-50小时。该公司每周定期派车到居民家和企业单位上门收取垃圾一次，将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可以利用的物质分拣后销售，其中有大量废报纸被销往中国。余下的不可利用的垃圾被运至垃圾填埋场作卫生填埋处理。垃圾清扫运输公司须向垃圾处理场缴纳每吨22美元的垃圾处理费。正是有这样一种缴费、收费的资金运作体制，确保了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也确保了环保投入、产出效益和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美国在通过加工包装超级市场卖的鱼、肉、蔬菜而尽可能避免产生更多家庭垃圾的同时，又通过在现有垃圾中提取可供重新利用的物质的新方法，努力使垃圾变废为宝。他们的一些垃圾处理公司，不仅从废塑料中拉出了可以替代棉花的坚固纯净的纤维，而且使这些纤维做成的各种包装材料的处理费，仅为纸类包装材料的九分之一。近年来，他们通过对垃圾的科学处理，不仅每年再生利用了5亿吨垃圾，而且年营业额达180亿美元，使成千上万人获得就业机会。
日本
日本利用垃圾分类法，将包括家具、自行车、大型电器、摩托车在内的“大型垃圾”集中分成一类，送到市区政府所辖的物资交换处交居民们自由交换。同时，他们又将包括菜头、果皮、纸屑、烂布在内的“可燃垃圾”集中成一类，利用其焚烧的余热进行发电，并为此建成了装机容量为120万千瓦的30座垃圾电站。
近年来食品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技术在日本获得迅速发展。多种家庭垃圾处理器已经被开发出来。这些家用垃圾处理器大都采用微生物分解法把生活垃圾换成有机肥料，有些还具有除臭功能。它们的垃圾处理能力一般在每天1.5至3公斤左右，最高的可达每天10公斤，每台价格在6万至9万日元之间。一些地方政府对购买家庭用垃圾处理器提供资助，以促进某推广普及。供食品加工厂、饭店等使用的大型垃圾处理机也在开发之中。这些处理机不仅可以把食品废弃物转换成堆肥，还能够制成家畜饲料，处理能力大则每天数百公斤，小则精选10公斤。在日本，生活垃圾处理器与餐具洗涤干燥机、电磁感应加热烹调器一道，被称为21世纪的“三大件”，已经出现迅速普及的趋势。据统计，目前日本制造家庭用垃圾处理器的企业已有250余家，制造企业用垃圾处理机的企业超过270家。
其他一些公司也在尝试变废为宝。东京西武连锁商场已在去年安装专门的再循环设备，将食品和其他有机废料转化为混合肥。住友化学工业公司去年4月建成了一家附属食品的循环厂，与各大饭店及食品行业进行协作，将这些企业产生的食品废弃物制成混合肥，出售给农民。但目前食品废弃物利用率只有10%
德国
环保意识已逐渐体现于德国人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在德国，家家户户门前都会并排放着几个贴有不同标签的垃圾桶，人们已经完全习惯将厨房垃圾、各类包装材料、纸张等分类放入垃圾桶。此外，德国人还专门为白色、褐色以及蓝色的各种玻璃瓶分别制作了相应的回收籍，至于一些可能会直接毒害环境的垃圾，如电池和化学制剂等，则设有专门的回收点。垃圾分类后就变成宝贵的资源，分类处理垃圾在德国已发展到产业化阶段，各类垃圾处理厂生意兴隆。
奥地利
奥地利在维也纳投资4900万美元建成了一座施皮特劳垃圾处理厂，装备有高度自动化的设备，通过每天焚烧的800余吨垃圾产生的90吨蒸汽，满足了4万用户的生活需要。
印度
印度正在利用蚯蚓实施把垃圾变为堆肥的多项计划。他们把蚯蚓放入垃圾坑或垃圾箱里，使其以垃圾为食，然后以其排放的一种精细而又松脆的粪便腐蚀垃圾，不仅处理掉了城市中堆积如山的垃圾和预防了瘟疫，而且使垃圾变成了可使农业增收的堆肥。
韩国
现在，在韩国旅游，几乎您看不到那一座城市有设在道路两旁的垃圾桶。过去的韩国尽管到处都设了垃圾桶，但街市上仍然不干净，市民们照常该扔不该扔的都扔，城市卫生常常一塌胡涂，政府为此而伤脑筋。为了清洁地面，政府决定制作统一型号的垃圾袋，而且售价不菲，每个2000多韩元（相当于人民币15元），让市民用来拾垃圾。有了垃圾袋，如再发现丢弃纸屑、烟蒂等垃圾的，一律处以重罚。比方说丢一截烟蒂，罚款竟高达300万韩元（合人民币2万多元）。但因到处都有垃圾桶，市民把自家的垃圾倾倒于垃圾桶中，很少购买垃圾袋。政府原本想用出售垃圾袋的钱来修建和装饰公厕，并支付清洁工人的工薪，未料购袋者廖廖。后来，撤除了城市垃圾桶，迫使市民用垃圾袋，此举行之有效，垃圾袋便畅销不止，街市道路从此变得清洁起来。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
先秦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治
内容提要：保护环境是人类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课题。先秦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环境 保护环境 尊重生命
一
土地沙漠化、海洋泛赤潮、水资源枯竭及水污染、南极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地球变暖、酸雨的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步步紧逼、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洪涝灾害、干旱灾难、大气污染、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每天各种各样的有关环境方面灾难性的消息报道令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大有坐在即将喷涌爆发的火山顶上等待一蹴而灭的恐惧、惊愕。有关环保方面的话题及行动，成为人类的世纪话题之一：
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水源、能源、土地和原料等自然资源。
―――摘自INTERNET《环境保护》
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
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使用，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它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正式报告《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
我们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常因为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
二
或许，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人那里吸取有关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策，以兹检讨作为后人因为愚蠢的自高自大、蒙昧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所犯下的违背“古训”的过失，以俟更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以便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第三》告诉了我们“网开三面”的故事：尚汤还在作诸侯的时候，一天，“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是古代君侯保护鸟类的最早记载。
据载，大禹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
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显然古人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猎兽的生产活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国家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彫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匱，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①单穆公讲的很明白：如果山林资源枯竭，没有虞衡的管理，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
《国语·伯阳父论地震》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认为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儒家有“天有好生之德”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郊特牲》云：“阴阳合而万物得。”这种“并齐”、“合”表达着“天行有常，不为桀存，不为纣亡”（《荀子·天论》）的客观规律，表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应有节度。因而孔子反对滥用资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要求人们爱护自然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②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光有保护环境的思想，还记载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令的故事：“里革断罟”（罟即渔网）。说的是，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③,鸟翼榖卵，虫舌蚳（chi）蟓，蘩庶物也，古之训也。”④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这里的古训可以理解为就是法令，能以保护环境的法令制止君王的违法，说明古人对环境保护多么重视。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山林河川若是破坏了，民众就被迫流亡，统治者也就统治不下去了。所以齐国宰相管子把自然保护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所以“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小匡》）管子还制定严厉刑法，“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地数》）即便是皇宫贵人也必须遵守法令：“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他这是在告诉君王：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管仲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可见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有效。
中国古代统治者还在生产管理上总结出一套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做法。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产卵——引者）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物种的生死存亡：“川渊者，龙鱼之居地；山林者，鸟兽之居地”；“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又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荀子·王制》）。荀子尊重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被视为“圣王之制”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法制中都继承下来了。例如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修筑驰道同时，道两旁种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秦律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当然，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秦始皇在破坏环境方面也是罪恶昭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始皇到了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可见，保护环境的法令若不能制约最高统治者，成为统治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会最终破坏环境的。
在《吕氏春秋》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苴罦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⑤简言之，也就是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打鸟猎兽，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卷一至十二和《礼记·月令》都对每月不同的气候作了完全一致细致的规定⑥。这两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及汉初，其思想来源于先秦春秋时期无疑：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
季春之月，……修利堤防，导达沟渎，闻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弋，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命野虞无伐桑柘。
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
仲夏之月，……游牝别群。无用火南方。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孟秋之月，……完堤防，谨壅塞，以防水潦。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乃命有司，驱民收敛。务畜菜，所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天子乃教于田猎。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蜇虫咸俯在内，皆瑾其尸。
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者，野虞教导之。
季冬之月，……命漁师始漁。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将保护环境与祭祀天地、祖先并列为国家大事。
这些关于保护山林、水道、植物、鸟兽和鱼类的法律规定，在世界上都属于较早的。中国以后的各朝代的法律也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类似规定。
注释：
① 《国语·周语下》
② 《诗·周颂·时迈》见《十三经注疏》第588页。
③ □,（念yao,鹿下加夭）
④ 《国语·鲁语》
⑤ 《吕氏春秋·上农》
⑥ 文字使用上略有不同，但思想完全一致。
参考书：
〔1〕 世界银行. 1990年发展报告〔M〕.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2〕 徐嵩龄. 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3〕 A·伊曼纽尔. 我们的家园〔M〕.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 1993。
〔4〕 尚玉昌 . 生态学及人类未来〔M〕.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2。
〔5〕 〔英〕艾伦·科特雷尔. 环境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 〔美〕白吕钠（j·Brunhes）.人地学原理〔M〕任美锷、李旭丹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 〔美〕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
〔8〕 张继禺. 天师道史略[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年
张继禺主编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M] .华夏出版社.1998年
我国北方的土地利用与沙漠化
提要 沙漠化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一个重大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土地利用的方式和程度是沙漠化发展或逆转的主导因素。人类经济活动强度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造成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的逐渐北移，大面积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地表植被覆盖的减少，使得以风沙活动为主导外营力的沙漠化过程得以发展。我国北方地区近 50 年来的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展，已达近 35万km2，其蔓延的速率呈加快的趋势。据历史资料分析、野外调查和遥感动态监测与评价，对典型沙漠化地区的土地利用与沙漠化过程的发展及其防治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北方地区；土地利用；沙漠化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37(1999)04－0355－04
1 引言
荒漠化是当今全球最严重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我国北方的沙漠化（沙质荒漠化）以其面积广大和发展迅速而引人关注。根据北方自然环境背景、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特点及其相互作用，通过近 20 年沙漠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沙漠化的概念总结为：沙漠化是在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不相协调所产生的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1]。我国北方沙漠化的发生发展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历史，而且尤以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速度为最快。沙漠化过程使土壤的风蚀—风积作用加剧，破坏了土壤的理化性质，降低乃至丧失了土地生产潜力，并使自然环境趋于恶化，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也严重影响广大农牧区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为此，深入开展人为作用，特别是土地利用在沙漠化过程中作用的研究，对于阐明沙漠化形成机制，丰富沙漠化研究的理论和制定防治沙漠化的政策及措施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的发展与时空分布
我国北方的土地沙漠化过程按其发生性质可以分为沙质草原沙漠化、固定沙丘（沙地）活化和沙丘前移入侵三种类型。历史时期的土地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干草原及荒漠草原地带和干旱地带的沙漠边缘河流沿岸或深入到沙漠内部的河流下游地区。现代的沙漠化土地从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中期平均每年以 1 560km2的速度在蔓延。通过大范围野外调查和遥感技术的应用，结合我们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从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后期，沙漠化土地更以年均 2100km2 的速度在加速扩展，这样，整个北方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近 350000km2, 其分布和蔓延主要在以下 3 个地区[2]：1 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错地区，占北方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40.5%，特别是草原农垦区，如河北省坝上及内蒙古后山的草原农垦区，沙漠化土地面积从 50 年代末期占农田面积的 3% 增加到 70 年代中期的 13%，80 年代后期的 25%；2 半干旱地带波状沙质草原区，占 36.5%，如科尔沁草原沙漠化土地的发展，从 50 年代末期占草原面积的 20%，增加到 70 年代中期的 53%，80 年代后期的 77.6%；3 干旱地带绿洲边缘及内陆河下游地区，占 23.0%，主要表现在固定沙丘的活化，如弱水下游沙漠化土地的发展从 50 年代末占该地区面积的 5% 增加到 70 年代中期的 22%，80 年代后期的 36%。
相同时期内凡是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的地区，沙漠化土地空间范围有所减少，据遥感数据分析测算，约有 10% 的沙漠化土地得到逆转。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另一个时段的遥感资料（1987 年和 1993 年 TM 数据）对毛乌素沙区进行了连续动态监测，结果表明，沙漠化土地面积在 1987～1993 年的 7 年间，由 32586km2（占监测区域总面积的 67.5%）下降到30496.7km2（占面积的 63.5%），减少了 1936.3km2，总体上处于逆转过程中，平均每年约有 276.6km2 土地得到了治理。
但就整个北方而言，进入 90 年代，沙漠化土地的蔓延又有加速的趋势，以每年 2460km2 的速度扩展[3]，形势更为严峻。
3 土地利用与沙漠化的发展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人地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在大部分的人类文明历史时期，自然资源与环境决定着人类的土地利用。但在现代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增加和科技进步，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之需求的增加成为必须和可能，因而逐渐在人地关系中提升了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调控力。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人类在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进步。但也时常因不合理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作用于资源环境的变化过程，引起乃至控制着资源环境的不良渐变或突变，如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大河断流、火灾、库区地震、水土流失等，而土地沙漠化则是更为明显的一例。
在我国北方，历史上游牧民族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或气候暖温和冷干的变化，时有南进和北退的过程；而广大地区随着统治民族的更迭，农业或牧业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多次交替，其利用强度也有差异，使历史时期的沙漠化土地也处于一个发展与逆转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活动总是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起诱发作用，表现在历史上沙漠化的发生期往往与一些重大事件相关联，如民族之间的征战频繁和政治上动荡不定的东汉末年、唐代末期及五代、宋辽对峙以及明中叶以后和清中叶以后的时期都是沙漠化的发展期。而这些时期也正与气候较为冷干相吻合，这也加剧了沙漠化的过程，减弱了退化土地自我恢复的能力，导致了自然环境的进一步退化。这种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北方干旱草原地带的沙漠化数度发生和蔓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活动的加剧，沙漠化土地的面积和程度总体上也就处于一个扩大和加重的过程中。
中国北方地区历史上由于气候干旱、自然资源贫乏，利用困难等原因而成为古代经济落后的地区，是许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动的场所。他们利用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来适应由于气候波动、降水变化的自然过程。如牧民利用天然牧场，逐水草而居；农民则实行农田轮作制等。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段内，牧民通过游牧，充分利用天然草场的多样性和季节性的临时积水，使牲畜及时获得食物，这样也避免了草场的过度放牧。而农田轮作制或曰游耕制，则充分利用了天然草场的再生能力和土壤物理化学特性的恢复能力，协调了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自然恢复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原始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就是人类活动尚未超越自然资源的负荷限度，在天然植被自我恢复能力的调节下，生态系统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环境相对稳定。但自 18 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北方地区的人口随着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拓荒而迅速增长。50 年代以来，又经历了合作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几次拓荒高潮，使人口的年增长率达 2.5%～3.0%。例如，农牧交错的沙漠化地区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从 50 年代至 80 年代曾达到 3.08%，平均人口密度从 10～15 人/km2 增加到 40～60 人/km2，高者可达 80 人/km2。内蒙古乌蒙后山 7 个受沙漠化危害的县（旗）的农业人口也从 1949 年的 51.5 万增加到 1985 年的 125.8 万。尽管进入 80 年代以后，北方沙漠化地区很少再有移民涌入，但由于人口基数已大，人口增加的速度并不见减缓，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上实行照顾政策等一些原因，情况更是如此。
人口的增长和社会需求的扩大，加大了土地资源利用的压力，也破坏了传统土地利用的合理性。草原被进一步开垦，也使草场面积锐减，许多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从以放牧为主转变成以农耕为主。土地利用的强度也逐渐加大，轮作制由往常的十几年间隔减为几年或隔年，甚至连年耕作；倍增的牧畜又集中在逐渐减少的草场，加大了放牧的负载；日常生活所需燃料的增加也使樵采活动加强，这些都构成了导致沙漠化发生发展的主导人为因素——过度开垦、放牧和樵采。
根据对我国北方沙漠化的研究，朱震达等于 1989 年提出了以土地利用为主的人类活动与沙漠化土地的成因分类和发展面积表[4]，以草原过度农垦为主造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44700km2，占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25.4%；以草原过度放牧为主的 49900km2，占总面积的 28.3%；以过度樵采为主的 56000km2，占总面积的 31.8%；以工矿交通城市建设破坏植被为主的 1300km2，占总面积的 0.7%；以水资源利用不当为主的 14700km2，占总面积的 8.3%。沙漠化的过程就是在上述土地利用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导致地表植被的衰退或消失之后，风作用于地表而产生的风蚀、搬运、堆积的风沙运动过程，主要包括：①风力作用下沙质地表形态的发育过程；②固定沙丘的活化过程；③沙漠边缘风力作用下的沙丘前移过程。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就是在人类活动的干扰和上述风沙运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4 土地利用与沙漠化防治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沙漠化处于发展过程中，欲求受沙漠化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沙漠化的防治，根本出路在于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根据我国北方沙漠化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特点，土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沙漠化治理的典型经验，沙漠化土地的防治必须本着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目标，建立既可防止土地沙漠化，又可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源节约型、适度开发型和环境保护型的经济体系。
在沙漠化土地治理的具体措施上，在农牧交错地区可针对沙区中居民点、耕地、草场相对分散分布的特点，可以生态户为基础，采取天然封育，调整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土地利用结构，扩大林草用地比重，集约经营水土条件较好的土地，并和营造防风沙林带、林网及沙丘表面栽植固沙植物、丘间地营造片林或封育相结合的措施；在草原牧区，除了合理确定草场载畜量，轮牧和建立人工草地及饲料基地外，还应与合理配置水井，确定放牧点密度，修建牧道等结合起来；在干旱地带，要以内陆河流域为生态单元进行全面规划，合理确定用水计划，以绿洲为中心，建立绿洲内部护田林网、绿洲边缘乔灌结合的防沙林带和绿洲外围沙丘固定等措施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治体系。
许多实践证明了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可以达到土地沙漠化的防治及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的。以陕西省榆林地区为例[5]，据史书记载，在 1500 年前，榆林地区还是个林草茂密，宜农宜牧之地。后因历代征战摧残，乱砍滥伐，植被覆盖率仅有 1.8%，流沙已越过长城，逼近榆林城。据调查，在解放前的 100 多年时间里，有近 13.4万hm2 农田和草场院由于沙漠化而被放弃，11.3万hm2 农田和 26.7万hm2 草场受到沙漠化的威胁，产量和载畜量低而不稳。自 50 年代以来，通过统一规划、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坚持以治沙造林、保护和发展农牧业为主导，取得了很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从 1950 年到 1990 年底，榆林治沙造林保存面积达 74.0万hm2，恢复和改良草场 66.7万hm2 多。粮食总产量 1990 年较 1950 年增产 6 倍，大家畜由 7.6 万头增加到 36.3 万头，羊由 36 万只增加到 150 万只，活立木蓄积 340万m3，价值 7 亿多元，有 5 万多农户脱贫致富。
另一个成功的范例是内蒙古奈曼旗兴隆沼地区。通过遥感监测（1974 年和 1994 年）对比和实地调研[6]，将沙漠化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结构比重和其它方面的变化列于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整治实践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表 1 内蒙古奈曼旗兴隆沼地区防治沙漠化的效益 (1974～1994 年 )
Table 1 Effectiveness in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Xinglongzhao, Naiman Banner, Inner Mongolia
(1974～1994)
1974 占总面积 (%) 1994 占总面积 (%) 效益 增减
沙漠化土地 (hm2) 15700 29.62 2100 3.96 -13600 -86.62%
林地 (hm2) 777 1.47 15840 30.10 +15063 +19 倍
农耕地 (hm2) 4960 9.36 6900 13.02 +1940 +39.11%
粮食总产 (t) 2790 13110 +10320 +3.7 倍
粮食单产 (kg·hm2) 562.5 1900 +1377.5 +2.4 倍
草场承载能力（单位：羊） 124200 152200 +2800 +22.5%
人均收入（元） 80 1120 +1040 +13 倍
5 结论
土地沙漠化的发生发展与土地利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是导致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蔓延的主导因素，这不仅使环境恶化并造成大面积的土地退化，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合理的土地利用在沙漠化防治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可以为全国不同地带的沙漠化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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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震达，刘恕．中国的沙漠化及其治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27～42.
5 赵秉正．发扬延安精神坚持综合治理加快全面开发沙区经济步伐[A]．林业部治沙办公室．动员起来向沙漠进军——全国治沙工作会议文集[C]．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80～86.
6 王涛，吴薇，王熙章．沙质荒漠化的遥感监测与评估[J]．第四纪研究，1998,(2)：108～118
受启于道教保护环境的戒律
内容提要：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有完整的宗教戒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被道教所演绎。人类欲解决当今的困境，或许从道教这里可以找到有益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道教 戒律 尊重生命 保护环境
道教大约是东汉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依据先秦时代保护环境的思想对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对保护环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如《黄老帛书·姓争》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就会昌盛，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灭亡，如不违反自然规律，就不会失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天师道出示了禁止春天和夏天杀害生命的规定，《三国志·张鲁传》中载有天师道“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的规定。早期道教不戒肉食，后来受到佛教影响，逐渐改变了饮食结构和祀神斋供的内容，倡导并规定道士须素食，并俱改先前以猪、羊、鸡、鸭、鱼等动物作牺牲供品而为香花、水果、谷物等，后期道教对此不断加以总结，从戒律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措施。“所谓戒者，解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i]也即戒乃禁止之意，归真之要。所谓律，指犯戒后的惩罚手段，律文是根据戒条而建立的。戒律对于修道之士来说，犹如渡海的舟辑。道教戒律具有宗教法律的作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更不是神话故事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随时随地就可操作执行的律法，违犯了戒律，就要遭到处罚或者被革除教籍、轰出教门。上自大洞法师、三洞法师，下至清真弟子、俗家弟子，都须遵守。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ii]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iii]《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iv]《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v]《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道教还反对惊吓、虐待动物。《庄子·秋水》一文中说：络马首、穿牛鼻，都是违背自然的东西。《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不得惊鸟兽；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妄鞭打六畜群众；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得以足踏六畜。《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三百大戒“之第六十四条规定：不得惊散栖伏；第一百七十二戒规定：不得惊惧鸟兽，促致穷地；第三十四戒规定：不得鞭打六畜；第三十五戒规定：不得有心践踏虫蚁；第六十戒规定：不得便溺虫蚁上。
在“不杀生”的基础上，道教还积极呼吁救助动物，并作为戒律规定下来。《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第三戒便说：人应当去抚恤死者，保护生命，救死扶伤，使得一切生命能够终其天年，不至于中途受伤或夭折。《六度生戒》第三戒：“含血之类，有急投人，能为开度，济其死厄，见（同“现”）世康强，不遭横恶”。第四戒：“施惠鸟兽有生之类，割口饲之，无所爱惜，世世饱满，常在福地”。即是说人如果能施以鸟类、兽类以恩泽，省下自己的口粮来饲养它们，而没有任何吝惜之意，那么，他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就会幸福圆满；第五戒：“度诸蠢动一切众生，咸使成就，无有夭伤，见（同“现”）世兴盛，不履众横。”第六戒：“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同“现”）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是说人如果能常怀慈爱之心，怜悯救济一切众生，放生度死，那么当他一旦遇到危险、疾病、贫困时就会转向平安、健康、富裕，人们都会向他学习。可见，道教是从一切生命皆有价值，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诱人们救助动物一定会得到永久的福音的。
从“蚕女”的故事可以窥见道教戒律的绝对性，据《神仙传》：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以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抚之，因誓于众曰：“有料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食，父问其故，母以誓之言白之。父曰：“誓以人而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但厚其刍食，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怒目奋击，如是不一。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得皮于桑树之下，女化为蚕，食蚕叶吐丝为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
这则故事实质上是教人如何对待动物（“牲口”），如何对待“誓言”。从道教天下生灵皆有灵性，皆可修炼成仙的理论来讲，“马”这个具有血气之性的生灵，它和人一样应该得到尊重，享有承诺，因此兑现“誓言”对马亦有效。既然是人违背“誓言”，那么，马就有权力发出抗议；既然人对马的抗议以诉诸武力来抵赖，那么，马自然也可以复求于武力来讨公平。以往研究道教的学者习惯于将此故事诠释为以忠孝说教，其实是非常片面狭隘的。这则故事的内涵在于教导人树立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皆有神灵住持的观念，人和万物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人不可唯我独尊，“誓言”之类具有信义、约定、法令性质的承诺适用于宇宙间所有生命，人所发任何“誓言”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兑现，不得有违，否则将遭到惩罚。这则故事告诉人们所有动物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并从中凸显出律法的至上性。
道教这一思想以及相应的戒律规定是非常可贵的，一般中国人除了信奉人为万物之灵外，其它则皆不足挂齿。虽然所谓的君子亦讲好生之德的话，但“食不厌精”的圣人在鱼与熊掌之间并不避讳对熊掌的偏爱。没有山珍海味不能称作帝王宴席。“国骂”当中以“畜生”、“禽兽”、“剥皮”、“抽筋”为曝光率最多的字眼，以此比喻卑贱、凶残。动物的价值大概只在可供“食肉寝皮”、“脏腑入药”以兹对人补养，现今又多了“谋皮发财致富”的路子，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的毛皮堂而皇之地竞相市场。翻看中华美食记载，竟然是猩唇、猴脑、豹胎、熊掌、驼峰、野驴蹄、野驼蹄等等。今人几乎品尝不到这类古人的珍馐了，就以穿山甲、果子狸、猫头鹰、猕猴脑来替代了，还有食马、狗、猫等与人类亲近动物的野蛮习惯。保护环境，提高民族的文明与教养，不能不对这种野蛮的饮食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
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vi]
《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vii]。《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不毁坏树木花草的同时，道教还主张培植植物，去植树造林，营养花圃，美化环境，所以道教的洞天福地均为葱葱郁郁，青绿草被，大部分道教宫观均留下了历代高道大德们栽种的古树，古木参天，绿树成荫，花团锦绣。青城山天师洞内的张天师手植银杏，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内的许真君手植古柏等，已经成为名迹胜物。对此道教戒律中有明文规定，《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的第九戒即说：边道立井，植种国林；教化童蒙，与人为善。
第三：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结语
英国科学家莱奥波尔德（AidoLeopold）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生态伦理学的主张，他认为：（1）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统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极普通的一员。（2）必须树立生态整体思想，只追求经济功利而不关心生态平衡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3）要把权利这一观念从人类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践踏它们的这些权利。[viii]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可资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用终极价值、终极关怀来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保护土地、水、空气的良性循环，保护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任何生命事物，是必须的，但这种保护必须诉诸严格的法律来实施，不给任何人、任何势力集团以法外循私的“例外”。所谓靠启发民智，提高人的素质来唤醒环保意识，无疑是守株待兔、坐以待毙！恰如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人，怎能将希望寄托在不知何谓火山喷发的愚人的拯救？等到他们观赏了火山喷发，地球已经毁灭。现在必须号召全世界各国政府、人民联合起来，为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而战。也即：扩大联合国的权限，由其出面签订一种世界环保法律条文，由去下属的保护环境署监督实施，并赋予保护环境署以武装警察的权力，必要时，诉求常规武力强迫执行之
[i] 见《洞玄灵宝玄门大义》
[ii] 见唐·潘师正《道门经法相承次序》
[iii] 见《云笈七鉴》卷四○。
[iv] 见《无上秘要》卷四○。
[v] 见《云笈七鉴》卷三九。
[vi] 《太平经卷之一百一十八――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第六六八页。
[vii] 见《云笈七鉴》卷三八。
[viii] 参见李春秋、陈春画编者《生态伦理学》第7～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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